2．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第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基本指导思想。第二，大革命时期在领导权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是共产国际右倾思想的反映。第三，大革命紧急时期共产国际的联合战线高于一切的根本方针，导致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终使大革命失败。第四，理论上对阶级关系和革命阶段的分析犯了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

1．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贡献。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实践中帮助国共两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为其提供了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的援助。第二，在理论上，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制定的正确的路线和方针给予指导，使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迅速取得了重大胜利。

6.苏联的援助。苏联派了大批军事、政治顾问，协助北伐军制订战略方针和政治工作制度，并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1926年运来飞机、大炮、机枪、步枪等各种物资，仅步枪就有2万余支。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5.北洋军阀黑暗腐败，矛盾重重。张、吴、孙三派互不统属，各怀鬼胎，不能配合行动。一些省级小军阀和大军阀亦有矛盾.为保存实力，在蒋介石争取下改换门庭。军令混乱、军心涣散、人民唾弃，加速了北洋军阀的瓦解。

4.北伐军出兵时机恰当，战略部署正确。当时，吴佩军主力在南口，两湖空虚。而孙传芳兵力分散，又在山东、江苏与泰军对峙，无力主动出击。北伐军集中兵力先取两湖，然后由粤、湘、鄂数路夹击孙传芳，这一战略决定完全正确。蒋介石、李宗仁等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在北伐中的正确指挥.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保证。

3.中国共产党员英勇作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在北伐军中，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军事和政治的负责工作，他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影响和鼓舞了广大官兵。叶挺独立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觉悟程度特别高，战斗力特别强，担任北伐军先锋，一路夺关斩将，所向披靡，为北伐立下殊功。

2.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是北伐胜利的基础。北伐出师时，广东工农群众就组织了运输队、卫生队、宣传队等随军出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北伐进军中，沿途农民为北伐军担任侦察、向导、送信、运输、救护，甚至拿起武器参战。湖南各界纷纷成立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破坏队、交通队、向导认、暗探队、长矛队、敢死队等，英勇投入反军阀斗争，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支持了战争。两湖粤汉路工人破坏铁路，迟滞了敌人的军事运输。汉阳兵工厂从9月1日起举行总罢工，断绝了敌人的军火来源。上海的解放，更是工人武装斗争的结果。民心所向是战争胜利的根源。

1.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北伐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国共两党在北伐问题上意见一致，因而能够通力合作，进行正确的政治指导和军事指挥。两党能够发挥各自的专长，调动各自的力量，为共同的目标竭智尽力。没有两党的团结合作，北伐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分化瓦解：尽管列强对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左右两派的裂痕均已有所了解，也注意到了蒋介石集团的崛起及其代表的“温和派”立场。仅掌握程度有别，认识也不一，尤其在决策时，必有一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过程，因而不能说所有列强对付南方革命的手段从一开始就是“分化瓦解”的。在北伐高潮时，英、美两国对南方革命所采取的对策，可以说“软化”是其主要特征。“分化”则是有意图之，并未实施或未及实施，因此，蒋与英、美的勾结也当然谈不上。(自然，随着蒋介石反革命面目的日益暴露，它们的分化瓦解政策就显得越来越明显和突出了)与英美不同，日本在拟定对付南方革命时则是一开始就倾心于“分化瓦解”之策的。

北伐迅速获胜的原因

　②周恩来。这次起义成立了指挥部，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起义开始以后，工人纠察队分头向反动军警的据点猛攻，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解放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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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开始后列强对华方针的调整

　1926年，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如日中天的声势和中国政局的巨变，使在华列强，尤其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华方针，被迫面临一个大的调整。在华列强此时都不冉以扶持北京军阀政府、敌视南方为惟一政策，而改用其他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

1．软硬兼施：列强在被迫与南方革命阵营打交道时，采取压服和软化双管齐下的手段。在这一点上英、美两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它们出动炮舰，摆出了不惜用武力对付中国革命的架势，也制造了一些惨案，但同时他们已开始重视同国民政府的交涉，并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有着明显的“软化”特征。

　北伐开始后，列强在两湖首当其冲的是英国。面对汹涌的革命潮流，为摆脱被中国人民视为“头号帝国主义”的不利地位，它在北伐开始后不久即决定迅速调整对华政策，把“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并以中国专家蓝普森替代钟情于北方军阀的原驻华公使麻克瑞。英国的目的用英国外交副大臣韦尔斯利的话说就是：“我们应做之事就是用同情来俘虏中国革命，努力将其引上正路。”而这时已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在英人的眼中，是交涉的对手，又是软化的重点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