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层：开头至“则王乎”。齐宣王与孟子的谈话以“霸道”开端，而孟子巧妙地将话题转向谈论“王道”。

孟子引入话题的方法：

(1)避而不答：孟子托辞“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避开齐宣王的问题而不回答。

(2)转移话题：孟子又巧妙地把话题转移到自己想谈的“王道”上去，婉转地说：“无以，则王乎？”使宣王难以拒绝。

第二层：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至“是以君子远疱厨也”。孟子就宣王“以羊易牛”一事肯定宣王有不忍之心，有“保民而王” 的思想基础。以其自身行为证明施行王道甚么高不可攀的难事，建立宣王施行王道的信心。

孟子以“百姓皆以为爱也”一句使齐宣王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紧接着又替他开脱，以“臣固知王之不忍”与之作对比，表明自己很了解宣王，博得了宣王的信任。

孟子再进一步为宣王辩解：首先指出以羊易牛一事中，羊和牛其实没有区别，同样是“无罪而就死地”，指出宣王思想行为上的矛盾，又一次使他陷入自己也不能解释的困境中，一直逼得齐王说出“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的话来。然后再进一步为他辩解，先分析齐宣王以羊易牛的原因﹕1.眼见那牛惊慌颤抖的样子，不忍杀它。2.没有见到羊受惊的样子，故以羊换牛。指出这足以说明他有仁慈怜悯之心。最后点明“以羊易牛”一事与行仁政的共通点﹕皆有怜悯仁爱之心；皆有不忍见其它生命受苦及被杀害之心。而这正是“保民而王”的基础。解决了齐王缺乏信心的问题。

第三层：从“王说”到“王请度之”。：阐述齐王之不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道理。

齐桓王已经承认了自己有不忍之心，相信自己可以行仁政。孟子于是就势举出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等例子说明齐桓王只恩及禽兽，却功不至于百姓，这是不肯行王道，而并非“不 能”做到。他劝说齐宣王应把“不忍”之心，扩展至恩及百姓，统一天下的事业上去。

接着孟子为齐宣王指明的方向：推恩。推恩的方法﹕ 1.老吾老，以及人之老。2.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举斯心加诸彼，把恩惠推广开去。

推恩的效果﹕推恩可以“莫之能御”，天下无敌。推恩可以使天下运于掌上。推恩足以保四海。推恩可以如古之人，能超越常人。不推恩则无以保妻子。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2. 孟子的中心观点是什么？(保民而王)

1. 孟子和齐宣王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孟子说服对方实行仁政，实现王道)

2. 分男女两组分别读问话和答话。

思考：

1. 教师和学生分别读问话和答话，其他学生默读

5.“王道”和“霸道”

这是先秦时代一对相对的概念。“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霸道指君主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孟子所处的时代是沿着霸道的方向前进的，凡是行法家主张，讲求耕战，富国强兵，便取得胜利。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当世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4.《孟子》的时代意义

　 当时的社会背景： 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②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时 代 意 义　 ：孟子的思想具有着明显的进步性。其思想核心就是“民本思想”。民贵君轻，在今天看来，它至少包括重视国家利益，反对特权意识、保护人民等多方面的含义。这种社会变革时期的新观念，正符合人民的愿望，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在我们的思想领域里有着重大影响。孟子的追求是一种对社会出路的探索，他的求真的追求精神也是值得今天我们学习的。另外，《孟子》的散文成就极高，作为文化精粹，我们当然有研究、借鉴、继承和发扬的必要。

3. 孟子思想

① 性本善(凡人都可以为尧舜)

②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

③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封建时代士大夫出世进退的准则)

④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对国君傲然视之)

⑤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于人，治人者食人，天下之通义也

[思考：为什么孟子的思想会被后世接受呢？]任何一种哲学，都会创立自己的理想世界。比起道家的小国寡民、佛家的因果报应来说，儒家的集大成思想家孟子的理想世界则诱人得多。孟子提出了一幅君民同乐、仁义并施的王道乐土和太平盛世的理想图景。这对于王者来说，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有什么比百姓归附，国力强盛更令他们满意的呢？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是如此，有谁不乐意做太平盛世的人呢？

2.《孟子》其书

　 《孟子》共七篇，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各章又都分为上下两篇。作为一部语录体著作，它记录的是有关孟子重要思想的一些言论。 到南宋时，朱熹把它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以及《论语》合为“四书”，把读经的传统推向更加狭窄的胡同，成为后世(如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八股文的唯一的取材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