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汽车上坡时，司机一般都将变速档换到低速档位上，这样做主要是为了　　　　　　 (　　 )

　　　 A．节省燃料　　　　　　　　　　　　　　　　　　　　　 B．使汽车获得较大的功率

　　　 C．使汽车获得较大的牵引力　　　　　　　　　 D．避免因车速过大而发生危险

20、"80后最美乡村女校长--李灵"

在我们的生活中，遇到推着三轮车回收旧废品的人并不稀罕，然而在郑州市西郊某小区，一名30岁左右、衣着朴素的女子高价回收旧小学生教辅材料。据网友介绍，这个女子叫李灵，身份是淮阳县一个偏远村子希望小学的校长，因为学生买不起教辅，趁放麦假来收点旧的教辅、课外书回去给孩子看……

无数网友被感动了，他们评她为“80后最美乡村女校长”，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应该推荐她为年度感动中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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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做一辈子好事很难。做好事要有善心，更要有毅力和耐力。李灵的美丽,在于她有一颗金子般的爱心。7年前她主动放弃去当公办教师的机会，选择了一条默默奉献的人生之路。李灵的感人,在于她的勤劳、朴实。为了梦想成真，她放弃假日，冒着酷暑，只身一人，走街串巷，自费收购旧图书。李灵的动人，还在于她的坚持和无私。当图书室顺利建成后，她又及时把多余的图书全部转赠给其他学校。其实人生就是这样，你把平凡事做好了，你就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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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用鞋底抽环卫女工耳光，

[事件]

7月10日，49岁的环卫女工苏达会没有想到因为自己说了句“你们过分了，垃圾丢得满街都是！”这样一句话，竟招来一个13岁女孩用鞋底抽打耳光。让人更为气愤的是，女孩的父亲非但没有劝阻女儿的行为，反而称“打得好，该打！”据《重庆晚报》报道。

而在派出所内接受询问的小女孩只有13岁，还在读书，照样破口大骂。

“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洁。”这是时下人们对环卫工人的褒奖，更有人称赞他们为“城市的美容师”。可是据有关人士称由于环卫工人待遇低，每天辛苦得很，几乎没有城里人愿意干，所以大多数是边远、贫穷地区进城打工的农民，且年龄多在30岁至50岁之间，其中女性占了60%。他们没有文化，年龄偏大，收入又低，对于城里人的白眼和辱骂，他们甚至已经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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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其实从后来其父亲的一句“打得好，该打”的话语中，我们的表情已从惊讶转为“释然”了--如此分不清轻重、个人素养极其低下的父亲，“耳濡目染”出来的小孩这般张狂也有点不太奇怪了。“鼓励”孩子打人，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一句“打得好”让善良的人们心寒，更使得那个巴掌打在了接受这种教育的孩子们的前途上--这种教育方式必然导致孩子的人格失衡：或待人处事以我为中心，或意志薄弱，或处事懒惰，或妒忌心强……进而严重影响了子女的价值取向，加大向功利性倾斜的砝码，也失去了对周边人的尊敬和敬畏。教育不能演变成一种教唆！身教重于言传；国人素质急待提高；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加强素质教育。

18、农夫山泉“捐赠门”

[事件]

8月11日，民政部主管的《公益时报》在头版刊登《农夫山泉“一分钱”捐赠受质疑》一文，再次引爆企业“诺而不捐”的争论。

农夫山泉于2002年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各主要电视台反复播放广告片“从现在起，每喝一瓶农夫山泉，你就为孩子们的渴望捐出了一分钱；到2008年，阳光工程将为20万孩子带来运动的快乐”。但《公益时报》的调查结果却显示，如履行“一分钱”公益的承诺，以农夫山泉每年15亿瓶到20亿瓶的市场销售量计算，该企业每年至少有1500万元捐赠给“阳光工程”助学基金，而实际上能查到的公开现金捐赠只有2006年捐赠的500万元，这与最初承诺不符。

一周后，农夫山泉高调反击，以“恶意诋毁”为由把公益时报社和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告上法庭。

[深度评论]

类似“农夫山泉”的事件在当下企业参与慈善行为中并不罕见。在品牌和市场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公益营销模式，以赢得消费者好感。只要能够献出一片爱心，是公益还是营销，消费者不会太计较。在多元的社会价值下，人们对搭着慈善进行的营销已经宽容接纳，但关键是企业要“说了算”。对于企业的“慈善承诺”，要保障其兑现，只等待道德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立法规范和监督机制。

17、余秋雨“诈捐门”

[事件]

《北京文学》杂志编辑在一篇博文中，对余秋雨宣称已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20万元提出质疑，表示其最终并没有兑现承诺，实际捐款不超过6万元。随后，易中天连发三篇博文质疑余秋雨的道德水准。一石激起千层浪，余秋雨受到来自国内各方的口诛笔伐。

几天后，余秋雨首次回应“诈捐门”事件，称“他们乱讲”，并表示，“就在地震发生后决定捐款20万元办一所希望小学，但灾区教育局的领导建议我，改捐三个图书馆，由我自己来挑选书。于是我就用20万元买书，再追加30万元购买图书馆的设备，三家图书馆都在今年9月1日落成。”但依然有人表示质疑，余秋雨的捐赠从捐款到援建图书馆，再到捐书，性质已经不一样，而在这一切都还没有到账兑现的情况下，已经大肆宣传，算不算“诈捐”？

[深度评论]

谁说慈善营销都是企业行为，个人也完全可以做得风生水起。据一位圈里人说，现在一些文化明星和商业公司合作捐赠，捐赠人是文化明星，但由商业公司出面，钱也是商业公司出。这样名人得了名气，商人做了广告；然后，公司拿名人的名换了钱，名人拿公司的钱换到名，这种“慈善营销”，绝对要更加高明。回到秋雨诈捐的口水仗上，其实，捐多捐少是个人心意，本来也不能用多少来衡量爱心大小。只是，打着慈善公益的旗号来搞个人宣传，如此作为，有失大师风范。公众不断的质疑，逼出了一连串的个中内情。无论最初的设想如何，最终承诺的捐赠是否到位，才是人们追问的最终目的。沽名钓誉、以善谋私，余秋雨“诈捐门”只是让我们看到了发生在公益热潮中与这两个词有关的故事之

16、值班医生“偷菜门”

[事件]

11月3日，南京五个月大的婴儿徐宝宝因为高烧、眼眶部肿胀等症状，入住南京市儿童医院治疗，次日早晨不治身亡。据了解，家属曾多次向医院反映患儿恶化情况，甚至跪求救治，但值班医生却玩起“偷菜”等游戏，没有及时抢救婴儿。但此后，南京市卫生局通报表示，该院不存在医护人员玩游戏、发牢骚等情况，并认为医院对患儿抢救措施合理。随即，有网友发帖讲述了这件公案，“偷菜医生”一时窜红网络，并得到更高一级领导关注。通过调看监控录像、还原上网记录等方式，人们证实了值班医生确实在当晚玩网络游戏，同时医院的诊疗措施和服务存在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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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今年最流行的网游是什么，答案一定是开心农场；如果问开心网上最吃香的游戏是什么，必定是“偷菜”。没想到一个简单的网络游戏，却牵扯出一桩人命官司。人们在指责医生丧失职业道德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开心农场。现实生活中“偷菜丧志”行为不绝于耳，也引发了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的担忧。细想来，人们之所以热衷“偷菜”，正是由于网络上的“偷”可以不用承担法律责任，满足了人们对“不劳而获”的向往。这，恐怕不仅仅是玩物丧志那么简单，更让人嗅出一丝道德的隐忧。

15、明星“代言门”

[事件]

深陷“遗产门”纠纷还未了结，相声界第一“红人”侯耀华再次成为众矢之的。11月1日，中国广告协会发出通报，点名侯耀华共代言了包括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10个虚假产品广告。同时，通报把矛头指向包括主持人在内的代言人，不负责任、见利忘义、违反国家法律和规定，造成消费者物质、精神和身体损害的行为。

当年莫文蔚、大S、刘嘉玲、林心如等多名女明星代言的日本SK-II品牌化妆品被国家质检总局查出含有禁用成分；邓婕、倪萍代言的三鹿奶粉导致多名儿童死亡；唐国强、解晓东代言“不孕不育医院”被指虚假，还有“藏秘排油”减肥茶代言、“蚁力神”代言……明星代言广告出问题的事情接连不断，使人们开始质疑明星代言的可信度。

[深度评论]

如果说犯错可以原谅，但明知犯错不思悔改，赚了大把钞票，还把自己当受害者一样的喊冤，那就不可饶恕了。更何况，代言产品是否如代言人所言效果那么好，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本着对信赖他的观众负责，也应该有一定的甄别，而不是给钱就可劲儿地忽悠。

有人提出立法约束明星代言，并严惩违法行为。毕竟，在法治社会中，只有通过明确的责任区分，才能有效维护公共利益不被侵害。但单纯依靠法律约束无法激活明星们的道德自律意识。对于严法的恐惧只是暂时的，当务之急，是制定一个明星代言的“游戏规则”。标本兼治，才能让明星们沿着法治和道德的轨道理性地代言下去。只是，明星代言的规定好制定，如何监管，还需要相关部门有相应的具体措施。

13、烟草企业“冠名门”

[事件]

“四川烟草希望小学，中南海爱心小学，‘迎客松’希望小学，红塔希望小学，芙蓉学子助学基金……”12月中旬，一位控烟专家抛出一张烟草企业赞助、冠名的希望小学名单，炮轰这些企业沽名钓誉，名为做公益，实为推销烟草产品。

根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目前以烟草冠名的希望小学多达17家，去年地震后，四川灾区建立了一所“四川烟草希望小学”，不仅屋顶上有明显的“中国烟草”的标识，楼下的一块石板上还写着“立志奉献社会，烟草助你成才”，这一做法引发媒体和众多反烟人士的声讨。

[深度评论]

烟企捐建希望小学本身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烟草企业冠名就有些问题了。众所周知，烟草对未成年人的侵害非常大，未成年人吸烟也是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的做法让人觉得，他们的公益行为和社会责任有些目的不纯，他们不是在无私地赞助，而是利用广告促销和赞助美化其形象。如果企业的捐赠可以帮助孩子们完成学业的话，无须禁止，规范即可：明确烟草企业可以赞助，但这种赞助应该是无条件的，包括所谓的“冠名”权。

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的热情，也让人开始思考，慈善与名利该保持怎样的距离。

14豆饼老太“拾金不昧被告门”

[事件]

59岁的淮安市淮阴区居民周翠兰平时以走街串户卖豆饼为生，每斤豆饼也就能赚毛把钱。11月6日早晨，她在推自行车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在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周继伟后，让她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周继伟坚称丢的是8200元，所以坚决要求她返还另外的6500元。事发不久后，周翠兰与一位目击者王长玉一起收到法院传票。原来，周继伟将他俩一起告上了法庭。手拿传票，一字不识的周翠兰除感到冤屈外，心里也直犯嘀咕：我捡钱归还了，怎么还被人家告上法庭？

[深度评论]

以中国人的文化背景看，失主周继伟的做法显然有失厚道。然而，联想到“拾金不昧”已经被上升为法律意志，他的较真似乎也应该被理解。然而，现实世界中，不是每件事都可能被分出绝对的黑白对错。当一些无法甄别的细节，令绝对的真相没有办法立刻被挖掘时，豆饼老太拾金不昧反成被告的社会影响，必然对大众的道德价值产生损害。

此事，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南京彭宇案。法律无法以绝对的事实来辨明伪善时，彭宇案最终的判决，对大众道德价值的负面影响延续至今。否则，也不会发生南京两位小伙同时发现路边有一沓百元大钞后，担心万一接触钱可能会遭到误解，便选择守在钱旁等待警察到来了。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表现。然而，法律有对道德走向的影响力，考虑到这一点，法律中也应富有人情味。

12、荥阳市民“被慈善门”

[事件]

2009年8月，媒体报道，河南省荥阳市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在全市开展全民慈善活动，设立1000多个慈善组织，推举出5000多个慈善大使，将荥阳打造成“慈善城市”。来自荥阳官方的说法，自8月6日召开“荥阳全民慈善活动动员大会”以来，以“党委领导，政府推动”的方式建设“慈善城市”，已在市直单位、乡镇、街道设立慈善工作处71个，在学校、村、居委会和较大企业设立慈善工作站444个，发展热心慈善、乐于助人的“慈善大使”2560名，还开展了系列的“慈善超市、慈善药店、慈善影楼、慈善饭桌”等。

消息一出，立即招致舆论一致炮轰。但荥阳没有放弃打造“慈善之都”的努力，而是继续埋头推进全民慈善，并依靠这个平台取得了超越全国其他城市的“孤儿能享受每月最低700元补助”慈善政绩。4个多月来，荥阳的确更多地走入公众的视线，以中国首个“慈善城市”的名义。

[深度评论]

人们从来不会怀疑行政权力的神通广大和无坚不摧，不会怀疑“全民慈善”短期内会产生相当大的效果，当行政权力集中所有力量、凝聚所有资源、采取一切手段、全心全意地做一件事时，会相当有效率，会很快出成绩，这就是举国体制和计划手段的威力。可是，这种权力推动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尤其是对慈善而言，可以集中力量以运动的形式半自愿半强制地在短期内筹到一笔善款，营造出“全民慈善”的氛围，但这种氛围却难以持续。

“无自愿、不慈善”，慈善是最勉强和强制不得的，它主要依赖公民的自觉和文化熏陶，依靠道德培养和精神教化，一个城市在物质和精神上发展到一定程度，富裕的公众达到一定层次，城市才会自生自发出慈善精神和慈善文化，人们才会热心于捐赠和行善。而像荥阳目前这种的发展水平，根本不可能持续地“全民慈善”下去。

11、感冒农民工“民意门”

[事件]

陈国芳和张大有是四川内江人，在广西一家工厂打工。12月20日，二人放假准备回家过新年。在大巴车上，陈、张感到嗓子沙哑还伴有轻微咳嗽。每次咳嗽，都有乘客投来异样的眼光。于是，陈国芳和张大有自觉戴上了口罩。没想到，他们的举动反而引来了更多异样的眼光。21日凌晨，大巴驶入服务区。全车近30个乘客进行“民意表决”，所有乘客举手同意让两人马上离开大巴，到服务区“隔离”。随即，两人被撵下了车。凌晨4时，高速公路执法支队队员发现了正在高速路上步行的陈国芳和张大有。经检查，两人患的只是普通感冒。

[深度评论]

整个事件中，人们把道德谴责投向了30名乘客，并认为这是对农民工的歧视。但相信，在谈“甲流”色变的当下，这样的悲剧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忽然想起前些日子一个罚站的14岁孩子，在寒夜里被冻死，老师争辩称，孩子死得“很安详，很舒坦”，心头不禁有些颤栗。这种自私品行的张扬、对他人生命的冷漠、人性道德的缺失，都有可能在任何一次事件中成为杀人的利刃。民意，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真正的民意，并不是一定范围内人们举手表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