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不要扼杀学生个性

据《文汇报》7月3日报道，王聪 化名 是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某小学六年级一班的学生。4月底，学校组织春游，语文老师布置一道以“春天”为题的作文。

上个月底，全班同学交了作文，61名学生中大多以“春天好”为主题，赞美春天和风细雨、花红柳绿。唯有王聪的作文与众不同，认为“春天并不好”：春天细菌繁殖旺盛，夏季蚊虫都在这时孳生；春天易流行感冒；春天雨水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很烦人，像个爱哭的小姑娘总也止不住：冷热不均，忽冷忽热……

在上周的作文点评课上，语文老师对全班学生说：有同学不停地在作文中写春天不好，是不听老师讲解，胡思乱想，跑了题的结果。古往今来，一些文人都夸春天好，“说春天不好是动错了脑筋”。

武汉媒体在报纸上披露了这条消息后，在武汉引发了一场教育大讨论，引起广大读者和教育界人士的重视和反思。不少家长认为，“春天到底好不好” 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在武汉正推行创新教育实践行的背景下，孩子们的创新不应该被扼杀在课堂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范先佐也认为，如此批改作文，是教师的权威思想在作怪，应允许学生有不同看法。他说，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观念是求同训练，喜欢搞一个模式，行动要求整齐划一。这样培养的学生没有创造力，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

118]不被重视的权利

某市残联部分成员受美国一家公益慈善分会的邀请来到洛杉矶。他们在美国出席了几个小型的慈善晚会，还和当地残疾人进行了联欢和交流。

回国后，有记者采访了带队的残联副主席，他是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双腿萎缩。他向记者介绍了美国残疾人的生存状况。记者最后总结说：“在国外，你们看到了残疾人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关心。”他打断了记者的话：“不，我没有看到残疾人在国外受重视，而是用心体验到了。”他说：“我在国外一个多月，在那里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像一个残疾人，一切都十分方便。更为重要的，他们并不把我们当残疾人，我们在街头走过，很少有人会用好奇的眼光看我们，其实这是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

对于残疾人而言，真正的尊重和关心首先应是对一个人的人格的尊重，那就是不被“重视”的权利。

　摘自《深圳青年》第6期作者陆勇强

117]看星星的态度

没有多少人会相信，一本叫《快乐的城堡》的书是一个家庭主妇在沙漠深处的一间小铁皮房里写出来的。

丈夫奉命到沙漠里去演习，主妇则只能一个人留在闷热的小铁皮房里，更要命的是，她的身边只有语言不通的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他们是那样粗俗、那样无知，她无法想象和他们在一起交流的情景。她感到非常难过，于是就写信给父母，说无论如何都要抛开一切回家去。

父亲的回信只有两行。但这短短的两行却从此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信中这样写道：两个犯人都从牢里的铁窗望出去；一个看到泥土，一个却看到星星。反复地看这封信，她幡然醒悟，决心要在沙漠里找到星星。她开始尝试和当地人交朋友。一开始，他们的反应就使她非常吃惊---当她对他们的纺织品、陶器感兴趣时，他们就把自己最喜欢的、从不卖给游客的纺织品和陶器送给她。她研究那些使人着迷的仙人掌和各种沙漠植物，又从土著那里学习有关土拨鼠的知识……就这样，原来使人难以忍受的环境终于变成了使人流连忘返的奇境。一念之差，她把在恶劣环境中生活看成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冒险。她为发现新世界而兴奋不已，为此著书，取名《快乐的城堡》。

沙漠没有改变，印第安人也没有改变。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她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是她的心态变了；她从自己造的牢房里看出去，终于看到了星星。

摘自《青年作家》第7期作者何雄飞

116]重　 要

一次路过一个岗亭，一位骑车闯红灯的女人被交警抓了个正着。交警公事公办，扣车、教育、给她小旗让她抓住一个像她一样的违章行人为止。女人开始求情。“我正急着回家呢 ”交警不说话。“我晚上还要上晚班呢 ”交警还是不说话。“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呢。”交警开始看着她。“如果我去晚了，他肯定会哭的。”交警说：“既然你有这样重要的事，那么你去吧，下次可注意了。”

交警认为最重要的事是一个孩子看不到母亲的哭声。

一位当老师的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去年夏天，突然下起了小冰雹，他正在给孩子们讲授课文。孩子们看到地上的小冰雹在欢快地滚动，全都把目光投向了窗外。一会儿，冰雹雨停了。他说：“孩子们，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冰雹，那课就讲到这里，去捡冰雹吧。”孩子们蜂拥而出。校长为这件事责怪他，他说：“我觉得孩子们喜欢冰雹比上课更重要。”

我们每天都在选择重要，排斥次要。可是，如果我们认为交通规则比孩子的哭声重要，课堂纪律比冰雹更重要。那么，我们的爱心就不会重要，老师对学生的理解也不重要。我们将会错过多少本该很重要的事。

摘自7月4日《中国经济时报》，作者陆勇强

115]赚快乐

小镇里有一对夫妻。男的在外面开了一家公司，公司生意红火，他没日没夜忙碌，很少时间在家。儿子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读书，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女人一个人呆在家里，终日无所事事，日子过得不快乐。。

男人想让她快乐起来，就对她说：“你去亲戚朋友邻居家串串门吧，跟他们聊聊天，打打麻将，你会开心的。”女人于是去亲戚朋友邻居家里串门，聊天，打麻将。果然开心了一段时间。但只是一段时间，话题聊完了，麻将打腻了，她又变得不开心了。

有一天，她对男人说：“我想开间花店。这里还没有人开，一定能赚钱。”男人说：“这主意不错。”花店很快开张了，女人每天去花店料理生意，她变得忙碌起来了。

来买花的人很多，女人干得很开心。可是过了几个月，男人算了一笔细账，却发现女人根本不是经商的料子，她经营的花店不但不赚钱，还倒赔进去不少。

我问他：“你老婆的那间花店还开吗 ”他说：“还开。”“是赚是赔 ”他说：“赚。”“赚多少 ”他神秘地一笑，经再三追问，他才悄悄告诉我：钱是一分没赚到，赚的是快乐。

摘自6月7日《市场报》，作者廖钧

113]高考作文题应突破文化盲点

7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清华大学附中特级教师韩军的文章说，多年来，语文高考试题太多关涉政治意识、思想品德、道德伦理，还没有关涉“文化”本身，这是高考作文命题的一大盲点。其实地域、山川、建筑、戏剧等等文化莫不可以关涉。文章认为，今后的高考作文题目，不要离政治意识、思想品德、道德伦理太近，不要过于趋附当年社会热点、潮流。作为文明之邦，文化大国，让咱中国的高考作文题，多一点文化气息和意味吧。历览多年高考作文题，命题者一味关注“大”关注“宏”，轻视“小”而“微”；一味引导高亢、华丽，轻视真实、质朴。譬如，“亲情”，又是几十年高考作文题的一大盲点。

7月3日，台湾也进行高考，看看他们的作文题：“我们身边有各种不同的‘镜子’。有人在时间的流转中，从‘它’照见了容颜的改变；有人在人生的戏局中，从‘它’观看出真正的自我；但也有人不愿或不能面对‘它’。试以‘对镜’为题，写一篇文章，文长不限。”

此题关涉对“个人人生”的沉思。

再看看，美国高考作文题：“人类总会犯错误，但他们也有伟大的时刻，其中之一，在我看来，就是。要求：将这个语句填写完整，内容可以是文学、历史、时事和你自己的经验中的例子。用这句话作为开头，完成一篇有条理的短文，解释你如此积极地看待某时刻的原因。”

这样的题目，小巧质朴，充满哲理。

因此，作者认为一道好的作文题，应特别有利于情思自由展现、精神真实伸展，而不是让考生一味揣摩命题者、阅卷人喜欢听什么。

112]孔庆东：我给歌手出文化题

今年的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文化素质题的一部分是孔庆东出的。他在7月23日《北京青年报》撰文介绍了其中的内情。

孔庆东说，中央电视台的有关领导委托我出题时特意强调了两点：一是题目的难度要低，要限制在初中和小学的水平，我体会就是题目要具有常识性，要照顾歌手们的“学问”；二是题目要出得有意思，不要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也就是说要具有一定的“观赏性”，不能连傻子也一答就对。

可是我的出题效果并没有完全达到。在“观赏性”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在大奖赛期间，我得知许多观众不是看歌手的演唱，而是专门看歌手答题。歌手一答题，他们就瞪着眼睛等着歌手出丑，然后开怀大笑。我6岁的儿子看到歌手回答说鲸鱼是鲨鱼的一种时，笑得满脸是牙，因为他3岁时就在电视上知道了鲸鱼是一种哺乳动物。我没想到的是，歌手的出错率如此之高，好多并没想难住歌手的题目竟然大显神威，而且歌手事后对自己的无知不但不愧疚，反而对文化素质题目有点“恼羞成怒”。

我想，一个经常高唱“我爱你中国”和港台歌曲的歌手，竟然不知道日月潭在台湾，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国子监”答成了“太子的学校”，这还算沾个10%的边儿，我真怕那歌手答成了“国家监狱”甚至“太监的一种”。说孔子写字时是写在“牛骨”上，这充分暴露出对整个历史进程的没有感觉，我们家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成员都知道是写在“竹简”上。

对歌手们的“羞怒”，我感到遗憾。看来，应该羞怒的不是歌手，而是那些被歌手的耀眼光环所欺骗的“追星族”，是那些拥有常识的忠实的电视观众，是那些还懂得“文化”重于“艺术”的普通人。

111]崔永元：教育常让我忧虑

《光明日报》7月23日刊登了记者对崔永元的专访，就教育问题谈了他的忧虑。现摘登如下：

教育是常让我感到忧虑的事情，其中最大的忧虑是如何教人做人这一点。我个人认为，这是教育的主旋律。比如我带女儿去溜冰场时，发现小学生之间交往的表情、语言词汇、对别人的态度，表现得毫无教养。但如何做人的教育主要是在中小学完成的，学生到大学阶段就基本定型了，可塑性很小。

崔永元说，这两年，我去韩国比较多，韩国对孩子教育有很强的主流意识。染头发，皮鞋比我们的长出半个来，这样的打扮在中国可能就是不良少年，缺教养，但他们教养特别好，真的是既时尚，又健康。我带回一个韩国孩子写的书稿，叫《我是韩国人》，这孩子叫申世庸，他哥哥早早去了美国留学，他也想去，13岁，他参加韩国的绘画比赛，得了冠军，就真的因此去了美国。在那儿他作为外乡人曾被欺负，鼻梁骨一共被美国孩子打断过13次。但他毫不示弱，发愤学习。每个假期他们的母亲都要求他们回韩国，看看韩国的变化。后来哥俩都在牛津大学毕业了，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回到了韩国。

要说孩子不好教育，这个家庭更难，因为他们家太富裕、太有钱了，他父亲参加过韩国总统的竞选。听听这个20多岁的韩国现代青年是怎么说的：“把此书献给将肩负起国家重任的年轻人和我热爱的父母、哥哥、朋友们”，好像我们四五十岁的人说的话。

崔永元说，现在的孩子们接受的社会教育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书、刊、杂志、广播、电视。一些对歌星影星的过度宣传，使孩子们心中几乎没有英雄。一个民族心目中没有英雄是挺可怕的。

110]住院鉴定

前不久，本人在清理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一份30多年前的住院鉴定。现今看来，堪称奇文。

1968年7月本人因患急性肾炎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O三医院内一科，一年后病愈出院。出院时医院写了一份住院鉴定。抄录如下：

“该同志入院以来，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狠批‘活命哲学、单纯治病’的思想，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觉悟不断提高，树立了为革命而治病的思想，坚持用毛泽东思维武装头脑，统帅一切，因而正确对待疾病，并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与病魔作斗争，恢复了健康。

该同志任伤病员班长，工作积极负责、主动，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团结同志，尊重领导、医护人员，遵守院规，积极配合治疗。并怀着对毛主席无限忠于的红心，积极挖掘祖国医学金库，上山采中草药，出色地完成了支部交给的各项任务。”

摘自7月23日《羊城晚报》，作者张远环

109]少穿就要挨冻

前不久，我们接待了来北京讲学的香港某大学心理系的张博士和他的美国夫人。一下飞机，住进宾馆，张夫人告诉孩子，换好衣服，一会儿要出去吃饭，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不多时，7岁的大儿子换好一身短衣短裤，走出自己的房间。我们想，北京的温度比香港低，妈妈应该提醒孩子，让孩子多穿点才对。这时3岁的妹妹穿着一条红裙子也走出来。妈妈看了看他们，什么也没说，和大家一起出了门。

一会儿，孩子就有点冷了。妈妈看着他们发抖的样子，一句埋怨的话也没说，从背包里拿出长衣服递给兄妹俩，孩子二话没说就穿上了。

如果是在中国家庭，在出门前，母亲少不了絮叨，还可能会坚持让孩子换上衣服，如果孩子拒绝，则可能有一场争吵和哭闹。张夫人这样做的妙处，是鼓励孩子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同时又让孩子自己去承受行为带来的后果，穿得少就要挨冻，下次孩子就会注意天气的变化。

现代认知心理学更注重研究人对自己认知过程的认识，称之为元认知。一般来说，孩子对自己认知过程并不清楚，对自己行为能带来的后果也无法预料，但是出错之后，孩子就会想，为什么会这样，他会去找原因，这恰恰是孩子元认知能力提高的重要时机。而这又恰恰是父母们所容易忽略的。因为面对简单常识，父母们太容易过早地告诉孩子应该怎样去做，而不是让孩子去思考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