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台在本州东北部，宫城县首府，临太平洋仙台湾。1889年设市，1905年鲁迅在仙台读书时，仙台市有10万人口。当时市区还遗留着树木葱郁的武士宅第，又没有工厂煤烟，因此，被称为绿树成阴的城市。鲁迅初到仙台，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离仙台医专约有10分钟的路程。鲁迅住的客店围有矮矮的扁柏篱笆，是木板屋顶的两层楼房，楼上是公寓和旅店，鲁迅就住在楼上。楼下一部分租给别人“包办囚人的饭食”。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大约在1904年11月，鲁迅又“搬到别一家”，《藤野先生》一文中讲：是受一位先生好意的劝告。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引用鲁迅的班有代表铃木逸太推测，这位先生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第一，藤野先生是鲁迅这个班级的副级主任，管理学生的生活及学习。藤野1937年2月25日写给鲁迅当年同班生小林茂雄的回信中曾谈到他对鲁迅的照顾：“与同学之交际，公寓生活之处理……等，皆尽可能设法为之提供了方便。”第二，在新公寓里，有几个仙台医专学生与鲁迅同住，其中有两个都是藤野先生作保证人，可以看邮，藤野和公寓的经营者宫川信哉有联系。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鲁迅所以在这里只提一位先生，而不提藤野之名，从全文布局看，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藤野先生，如果这里提到藤野之名，下边那一段对藤野先生的描写，给人的印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鲜明突出。两个“几次三番”，写出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生活的殷切关怀。

　仙台医专1904年规定，采用三学期制(一年里有三学期)。1906年9月以后采用两学期制，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期间，正是学校采用三学期制的时候。

　1904年9月12日，鲁迅入仙台医专学习。敷波重次郎是鲁迅这个年级的年级长，即班主任。第一学年敷波教解剖学理论，第一学期每周五节，第二三学期每周各四节。另一位教解剖学理论的是藤野，第一学年第三学期中每周授课四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指的是敷波重次九郎和藤野严九郎。

　一年级的重点是基础课和理论课，第一二学期的基础课化学、物理学、独逸学、伦理学、体操等，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二。解剖学理论，每周有八至九小时，占有很大比重。

　《藤野先生》提到：“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件事在《呐喊·自序》中也提到。

　这里提到的电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幻灯，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把一件事称为幻灯事件。

　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地兴起观看战争幻灯的风气。当时当地报纸经常报导仙台市及宫城县所属各地举办幻灯会的事，当时学校放映幻灯，受到文部省的奖励。

　中川教授给鲁迅这一年级讲细菌学，从1906年1月开始，其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藤野先生》的主题是什么，这两年争论颇多，大体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表现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二种：主要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其次也赞扬了藤野先生。

　第三种：怀念歌颂藤野先生。

　第四种：主要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其次也写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分歧点主要是：《藤野先生》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还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主张《藤野先生》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理由如下：第一，《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12日，地点在厦门大学。鲁迅原来准备在厦门工作两年，结果只住了半年。他一方面坚持斗争，一方面写了《藤野先生》回忆散文，清理自己从1904年到1926年20多年来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回顾了自己的爱国思想的发展，以此来激励自己，增强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信念。第二，全文按地点转移，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讽刺的笔调，痛斥了在日本东京的清国留学生的腐败状况，表现了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第二部分，作者回忆了自己在仙台医专与藤野先生的交往，着重追述了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充分表达了青年鲁迅热爱祖国、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可贵精神。第三部分，写鲁迅怀念藤野，藤野不仅没有民族偏见，给了鲁迅无限的温暖和极大鼓舞，而且藤野先生的思想与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完全是相通的。第三，鲁迅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高潮中回头总结自己20年前弃医从文，走上革命道路的战斗历程，本身就是对洋务派、改良派、复古派“科学救国”滥调的批判。如果说写作者的爱国精神是次要的，既不符合作品的内容，也降低了写作此文的战斗意义。

　主张《藤野先生》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的，理由如下：第一，这篇散文的标题是《藤野先生》，一般说，文章的标题是作者对全文思想内容最鲜明和最精练的概括。这篇散文的抒写中心应该是藤野先生，文章的主题，自然应该是和藤野先生有直接关系的，而不可能抒写的中心是藤野先生，要表达的主题却是“我”的某种思想。在文章的结尾部分鲁迅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鲁迅写《藤野先生》，正是为了寄托自己对具有“伟大的”性格的藤野先生深沉的怀念。第二，从整篇文章的结构看，是围绕藤野先生这个中心来组织材料的。开首写作者对一些专事享乐的“清国留学生”的不满，正是这种不满，促使鲁迅离开东京去仙台，因而有机会结识藤野先生。接下去写仙台生活，写藤野先生，写泄漏试题的流言，当然与藤野先生有关。写看幻灯片后终止学医，是交代离开仙台的原委。后面几段是写和藤野先生的分离及分离后对藤野先生的怀念。总之，这篇文章不是“以鲁迅的思想变化为线索”，也很难说是“作者回忆藤野先生，只是为了清理自己从1904年到1926年20多年来思想变化的轨迹，明确自己是如何生活、战斗过来的。”

　我们是主张《藤野先生》的主题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的。从作品的效果看，这篇作品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藤野先生的容貌和言行，是藤野先生的性格和品德。鲁迅所以建议增田涉把《藤野先生》译出编入《鲁迅选集》，也是因为这篇散文怀念歌颂了藤野先生，而不是因为它写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

　藤野严九郎生于日本福井县，世代为医，藤野严九郎是藤野家第六代医生。他生于1874年7月1日，9岁时父亲亡故，由大哥二哥扶养。严九郎排行老三。他在读小学时，同时跟酒井藩校教师野坂先生学习过汉学。1892年4月，从福井学校中途退学，进入爱知医学校，1896年10月毕业，留校作解剖学教师奈良坂的助手。1897年5月，得到医生开业证明书。同年7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解剖学一年。1901年10月，藤野应聘到仙台医专任解剖学讲师，其时藤野刚刚满27岁。他和敷波重次郎教授担任一年级的解剖学理论，他还担任二年级的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一年级的专业课只有解剖学，一年级的正副班主任大体上照例由敷波和藤野担任。班主任管理的范围很广，据当时仙台医专规定，诸如学生的学习态度、学生的管理教导、出席情况、考试成绩的统计以及教室的整理和保管，都由正副班主任负责。

　1904年7月6日，即大约鲁迅到仙台前两个月，藤野由讲师升为教授。

　藤野生活朴素，当时教授上课，来回都坐人力车，而藤野则是步行，他住在空堀町，离仙台医专有步行三五分钟的距离。鲁迅离开仙台前曾到他家去过，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上：”惜别 藤野 谨呈周君。”鲁迅为了安慰藤野，曾故意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据说后来藤野跟侄子藤野恒三郎说过：“周君是个好学生……但不是当医生的人。看来是为研究生物才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恒三郎说，看藤野先生的口气，他是相信了鲁迅分别时为安慰他而说的想学生物学的话。

　1911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1912年仙台医专并入，成为东北帝大医学部，所有校舍、教职员、学生原班未动。1915年决定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因学历不够，被迫于6月底提出“请求免职”，7月1日降为临时讲师，8月9日被解除讲师职务。

　藤野以生活关系，认为可以搞一搞耳鼻喉的工作，到东京三井公司的慈善医院就业。1919年回故乡自立诊所，1945年在福井逝世。

　鲁迅很重视藤野对他的关怀，1934年，日本岩波文库中要出《鲁迅选集》，译者增田涉写信给鲁迅，征求选文意见，鲁迅回信说：“请您全权处理好了。在我看来，非放进去不可的东西是没有了。不过《藤野先生》一篇请您译出加入。”1936年增田涉再次到上海，鲁迅又向他打听藤野的近况，当增田涉说没有下落时，鲁迅慨叹说：“藤野先生大概已经不在世了吧！”其实藤野先生还在世，而且还读了鲁迅写的《藤野先生》。1937年3月，《文学案内》上发表了以《谨忆周树人君》为题的藤野先生的谈话录。

　看时事影片时，讲堂里一些日本学生发出了欢呼声，接着写的是：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这里难解之处在于“无法可想”几个字。

　认为“无法可想”，是在什么时候？上海师大中文系编写的《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所作的解释是：“指1990年──1917年间的事。”这个时间，上限是理迅归国年代，自然与“此后回到中国”相合，下限则不知何所据而云。这本书接着有解释说：“(鲁迅)因为没有找到启发人民觉悟的真正武器，因而对这种麻木落后状态感到无法可想。”似乎以为1917年之后，就已经找到这样的武器了。然而，作于1925年的小说《示众》，恰恰就是描写了“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的，《藤野先生》作于1926年，也对此感叹“呜呼，无法可想”，可见1917年之说不确。我以为，这“无法可想”的思想，一直要继续到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前夕。

　“无法可想”是鲁迅回国之后才有的想法，在仙台决定弃医从文以至到东京从事文学运动时，他是怎样看、怎样想的呢？这在上引的《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里是这样的解释的：“‘那时那地’，指在仙台决定弃医从文之时，那时鲁迅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所述时、地以及意见的改变，都是对的，但还可以说得清楚些：“在那时那地”，鲁迅以为是有法可想的。

　那么，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是否又回到早先的有法可想上去了呢？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简单的回复。这时，他对文艺的作用有了确切的认识。在《文艺与革命》中说：“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后来，他在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信里也说：“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个认识，与他决定弃医从文时的有法可想的想头，是不同的。早先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示众”的看客的精神，后来知道无此伟力，“无法可想”，再后又认识到文艺固然不足以旋乾转坤，却能“影响社会”。

(一○)“状况也无聊”

　离开仙台再没有写信给藤野先生了，原因是：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这一句我未见有人作解释，有之则大约自《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始。该书认为：“这句话指离开藤野先生之后，成绩很不理想，充满自我解剖的精神。”接着历举鲁迅办《新生》杂志未果，回国后见到许多失望的事。释语最后说：“(鲁迅)一度感到寂寞和苦闷，直至十月革命以后，五四前后，才开始了新的战斗。”然而，既然已经“开始了新的战斗”，那就不是“状况也无聊”了。也许有人会说，这虽不无聊，但成绩很不理想。如果这样，亦可证明“状况也无聊”毕竟不同于“成绩很不理想”。我的意思主要在于：鲁迅说这话，并不是在作“自我解剖”。若说这是“自我解剖”，岂不等于说没有写信成了鲁迅“自我解剖”的题目？“自我解剖”原是很严肃的字眼，不宜用得太滥。

　我的理解是：“状况也无聊”略近于文言的“乏善可陈”，也就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值得告诉对方，看作谦词可以，不必去钻“微言大义”的牛角尖。

　叙述看时事影片(幻灯片)时，有这么一句：“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我”当然只有一个，决不可能有两个，为什么要这样特意写明呢？从前文看，可以明白它的大意：时事片子既然映的是日俄战争的情形，画面上出现的总该是限于这两国的人吧？“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而“夹在里边”的中国人，一个是要被枪毙的，一群是围看枪毙的。这说的是电影(幻灯)里映出的中国人，接着就又说到讲堂里的一个中国人──“我”。

　这些话里所叙述的中国人的情形，是沿着“一个”──“一群”(以上在片中映现的)──“一个”(在讲堂里)这个次序说的，行文要移到“我”上面来，既要写出“我”，又要写明“一个中国人”，便不能单写“在讲堂里的还有我”。

　“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句话，其实是有所省略的。如果补全了，当是：在讲堂里还有一个被置于映示闲看枪毙中国人的一群中国人的影片面前的一个中国人，那就是我。──这样写当然太噜?了。鲁迅既要表达这样复杂的关系，又要写得简捷有力，于是写下来的就是仅仅10个字的一句话，饱含愤激之情的一句话。

　这“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是指这样的事实：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

　为什么“很为难”，有不同的理解。

　一种解释是：“鲁迅先生不愿意把这种丑恶的陋俗说到外国去，所以对于藤野先生关于小脚骨头的问话，感到‘很为难’。”这一看法沿用者比较多。有的还作进一步的发挥：“‘使我很为难’，不愿提到中国妇女受压迫摧残的象征，表现了作者高度的民族自尊心。”然而真是“不愿提到”么？有的同志作了值得重视的分析，他认为鲁迅是回答了藤野先生的，但这答话省略了：

　作者虽然“很为难”，结果还是回答了他的。何以见得呢？因为藤野先生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很显然地表示出他已经听了作者的回答，但是百闻不如一见，总得看一看才能知道究竟。然而作者在这里巧妙地把回答的话省略了。

　这个分析，是可信的。既然鲁迅有所回答，那么，“不愿意说”“不愿提到”也就不合事实了。何况，如同别一些研究者所说，鲁迅向来反对把讳言本国落后的习俗与民族自尊等同起来。在《灯下漫笔》中就表示过，对于“疾首蹙额而憎恶”当时中国落后现象的外国人，“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后来又专门写过一篇《以脚报国》，批评了“杨缦华女士”在比利时讳言当时中国还存在着的裹脚的女性。如果以为鲁迅因为民族自尊心而不愿这恶习说到外国去，那是不合于鲁迅的一贯见解的。

　另有一种解释：把鲁迅的“很为难”，是由于他没有见过到底“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说不清楚，便感到“为难”，并以自己的“为难”衬托了藤野先生尊重科学，得视调查的可贵精神。这也就是说，鲁迅的“很为难”，是因为困于藤野先生的质疑。究竟是否这样呢？若从解剖学来看，鲁迅确乎没有见过“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但对“怎么裹法”，是不会不曾看到过的。他在日本时曾写信给母亲，要她放足(据王鹤照回忆)，也可以说明他见过上辈妇女的缠足情形。许寿裳回忆鲁迅自述的学医动机时，说除了其他两个动机外，“还有第三个：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既然如此，他在学解剖之后，岂会对缠足所造成的足骨变形一无所知？可见这种说法未必符合原意，藤野先生的提问，完全是一个正直的、认真的医学家出于研究需要而提出的，他没有民族偏见，更不含讽设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本应以礼相待，为他提供研究足骨之材料。然而，实在难以启齿。因为缠足现象恰恰是鲁迅一直深恶痛疾的东西，被他认为是世界上仅有的一个怪现象。解剖学一定使他懂得缠足多年的足骨压折了是无法恢复原状了，向藤野先生提供真实情况也无助于研究“救济中国女人的小脚”。我以为，应当回答而难于启齿，才是使鲁迅“很为难”的原因。

　前面已经引用过一位研究者的分析意见，认为鲁迅是回答了的。这与“很为难”并无矛盾。在“很为难”之后，又终于回答，也并非不可能。至于答了些什么，我们自然不得而知了：因为作者自己没有写。

　关于“讲演”，散文里是用在这样的句子里的：……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句话，令人记起《红楼梦》里的“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此处“演说”一词，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演说”。在现代，这个词是发表鼓动性、说理性意见的意思；在《红楼梦》里，则是兴致勃勃地述说的意思。鲁迅在《藤野先生》里用的“讲演”略似于《红楼梦》所用的“演说”。留级生“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并非客观地叙述教授们的事迹，更非平淡地介绍他们的学历、经历，而是连演带说地叙述这些教授的旧事，其中包括笑谈。──这是从散文里转述的关于衣着的事，可以了解到的。

　关于“讲义”，这篇散文里用得不少。但归纳起来，也不过两种意思。其一是：“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这里的“讲义”，是讲课的意思。其二是：“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此句中的“讲义”，是笔记的意思。

　在作了这样的简释以后，尚须研究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要在可以用上讲课、笔记的地方，改用“讲义”这个词呢？有的同志认为，他吸收了日语，在日语中有此一词，有此用法。如果仅仅说到这里，我以为还只说对一半。因为日语中的“讲义”一词，也是从汉语里吸收去的。

　“讲义”在古汉语里，原为讲解经义的意思。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

　开元五年九月，诏曰：“古有宾献之礼，登于天府，扬于王庭，重学尊师，兴贤进士，能美风俗，成教化，盖先王之繇高。……其诸州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其义。……”

　这里所说的是国子监先师开讲经义、向就学的国子监生员质问经义。佛教徒讲论佛典经义亦称讲义。

　日语中吸收了这个词，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兴办新式学校，亦用此说法来指称教师讲课。

　“讲义”既然是讲课的意思，学生听课时记录下来的笔记，也就可以称为“讲义”了。《藤野先生》里，有此一词的句子，多数是用后一词义。比较难以辨别的是下面的句子：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这里的“抄讲义”，当然不是照着印发的书面讲义抄写，而是照着口头的讲解作记录。藤野先生所问的“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指的是讲课内容能否记下来。则此处的“讲义”，当解作讲课。这和鲁迅叙说自己所记的“讲义”之为笔记，并不相同。

　《藤野先生》里所使用的“讲义”一词，无论哪一处，都不同于今天的通常用法，今天是作教师编写并由学校印发的教材解释的。

　记藤野先生来上第一课时，说：(他)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

　对此，有的同志这样解释：“写出藤野先生朴实而又学识丰富的风度。”

　我们想反问一句：如果一位教师声调并非“缓慢而很有顿挫”，那么这位教师是否朴实？他的学识是否丰富？这大约是无从回答的，因为其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鲁迅写他上课时声调“缓慢而很有顿挫”，是记实。这正好反映出藤野先生为学生听课设想，使学生既能有所思索，又能记下笔记。倘若讲课平直，不大能启发学生思考；讲课速度太快，则记录困难，且又无暇思索。

　是的，藤野先生不仅“介绍自己”时声调如此，后来因鲁迅解剖尸体而释然于怀，高兴地述说这一点时也“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那么这种声调，无疑是在课堂教学中养成的习惯了。

　文中记载的仙台食宿，用了一个自然段，有几百字之多。这些话似乎容易看懂，但却出现不同的理解。

　鲁迅记叙这些的用意何在呢？曾有人认为：“鲁迅厌弃他们的生活，而对远离东京的一个小城的艰苦生活不以为意，这充分表现了他不同于一般人的追求和向往。他到日本来留学不是为享乐，而是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职员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也正是他这种探索中的一种精神上的慰藉。”

　是否真是如此呢？

　我要提请注意一点：这些关于仙台食宿的话置于见藤野先生之前，决不会与后文无所关涉。如果说此时已得到“慰藉”，那么藤野先生的关怀也就不是空谷足音了。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仙台医专教职员对他的操心。但这种操心，鲁迅认为不过是“物以希为贵”罢了。这种“物离乡贵”的优待，是不能和藤野先生的关怀并论的。

　提到水户的话，只有一句：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水户的所以被记住，原因已经写明白：“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有的同志以此作《藤野先生》的主旨乃是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一证，有的同志虽然不承认主旨在表现爱国主义思想上，却也认为这一句是说明了这一点的，亦即“显然是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的”。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提及水户与朱舜水的关系，看来是为了表明：此时经过了200多年前朱舜水客死之地，此去仙台，比当年从事抗清失败而走日本的朱舜水跑得更远，这究竟是幸邪否邪？──读到后面，我们才知道，鲁迅踏着朱舜水的足迹，到了“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的仙台，得以师事藤野，是其大幸。

　至于写这一句是否“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的问题，也顺便说一说。诚然，鲁迅留学日本，是有他的爱国主义目的；但并不等于说，这就是此文的主题。分析主题，要从全篇的内容和构思来看，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单就这一句而言，我们固然也不能说鲁迅写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思想，但把此句写在这一篇散文的这一个段落里，就未必是“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也就是说，在本文中选取这个材料，用意是在插入朱舜水当年足迹所至的情形，由此引到后来得识藤野的大幸。